【第一折】 020 【神助攻】
姑且先不论漕运体系如何糜烂,明朝对漕运的依赖是前所未有的,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,它还是北方首都和富庶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路线。
地处北方的政权对富庶南方的掌控,就是通过‘贡粮’的形式来证明,这也是大运河存在的价值。
只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,也是刘一焜作为掌实权的工部尚书那么多年来,在与各级漕运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,领悟到的一些‘奇怪’的地方:比如,没有谁不认为漕运是一种具有很多‘优点’的制度,因为它能带来稳定的收入,而且这一优点早就被广泛的认可,以至于对于它的负面影响都选择性被忽视。
尽管漕河的承载能力有限,每年也就在四至五百万石之间,但为了这有限的承载能力,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。而且这种代价,绝没有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到令人满意的程度。
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,历朝历代的君臣,都固执的坚持着朱元璋所定下的‘祖制’,即便时代已在发生巨变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去做改变,或者说无力改变。好比巨额白银的流入,实际上早期确立起来的财政制度已经不适应白银的广泛流通。
就拿漕粮来说,额定每年在八百万石,但实际也只有四百万石可以通过漕河运输到京城,而另外的四百万石就只有兑换成钱币缴纳,此谓之金花银。起初规定是一石米兑一两银子,一旦小麦兑八钱。
在实行二十年后,又下降成为四石粮食兑一两银子,这只是一项暂时性的措施,目的在于缓解百姓拖欠税款的压力,但是却在正统元年的‘兑换法’颁布之后,这一兑换率被继承下来。
实物征收也存在问题,因为有高昂的附加税在里面,其结果就是缴纳过高而导致逋赋严重。所以,无论从实物征收还是钱币征收的财政制度上,都能看出漕运的弱点,在其繁荣期,粮食的盈余并没有带来什么显而易见的好处,反而助长了腐败;而萧条期,总产量的不足也不可能促进漕运经济的发展。
这就像国家的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定,始终是围绕着漕运体系来的,换句话说,在某些方面,其实漕运也制约了税收的征收和管理。
当然,这样的财政制度肯定会导致国库收入的减少,当历朝历代的君臣们在讨论如何增加国库收入时,似乎也没有人建议说金花银要跟随粮价的兑换比例,当然金花银最终也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成了皇帝的內帑。
然而,公共财政政策的错误会最终导致国家经济结构的失衡,在形式上最终表现为金融问题。中国历代王朝在公共财政政策失误后,最后无一例外会滥用金融手段,其本质而言,正规财政收入的流失,政府就必须透支政府信用,在没有法币的古代,就只有加税。
历史的轮回体现在本质上,是没有丝毫改变的。
当午朝结束之后,永明帝还是留下了首辅李琚,虽然君臣两人在执政理念上存在巨大的差异,但毕竟李琚乃三朝元老,其辅政水平和治理经验都无人可替代。
当然,午朝上也留下了问题,一是诣阙的百姓,永明帝除了命通政司妥善安排外,暂时给不出任何结果,二是漕督齐梅尓的题本,还是先留中,再议。
但这对他来说,其实目的已经达到。
至于永明帝和首辅两人又讨论了什么问题,达成了什么共识,这不得而知,而接下来两日又是休朝期,好歹是不用起大早了。
今日的《北商报》虽然发刊晚了,但最终得以大卖,其发行量可谓后来居上,成了京报中的翘楚,就是因为一篇时文写得极为精彩。
这个时代吧,其实很少有专门分析经济问题的文章,所以有那么一篇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。
邬阑看了那篇文章,她又一次被‘震撼’到了,文章的内容是关于西北与江南地区经济的互为融合。
其实顾炎武在他的著作中,也曾指出过西北地区经济萧条的情况,《日知录》里就有这样的记载:以延安一府,布帛之价贵于西安数倍,即不获纺织之利,而又岁有买布之费……
因为西北地区的特殊性,九边之中,西北则占有七边,而商业活动又大多以官方为主导。需求量最大的除了粮食之外就是棉纺织品,作为布料制作成衣物之外,还常常折为军饷发放,所以,布帛在边镇地区也是除了银子之外的硬通货。
如此需求巨大的市场,产自江南的棉布占据了绝大部分,只有一小部分取自关中。而茶马市场也是官方一个主要市场,布帛的交易量同样巨大,如此种种,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:‘朝廷以帑藏赴都督,都督以帑藏发边官,边官以帑藏赉至松郡……’山东临清关就是松江梭布最大的集散地。
西北地区输入江南的货物,大多为皮毛类和药材,纵观西北与江南的经济交流,其繁荣景象并非两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反应,西北地区远未达到江南地区同等规模的商品流通程度,因其背后是庞大的官方市场的支撑,而一旦边境局势稳定,驻军减少之后,其贸易规模便急剧萎缩,‘商贾为之色沮,落魄失业者,比比皆然’。
所以文章在分析了西北经济萧条的原因后,又指出了一条恰如其分的发展之路,其实也是邬阑曾经对太仆寺卿牛懋说过的,只有立足于当地,发展有自身特色的区域经济,才是正确的发展之路,而西北最具优势的资源目前看来便是草场和马匹。
但西北地区的交通只有一条主要驿路:从京城出发,走保定、真定、顺德、彰德、卫辉,然后向西走怀庆、河南府到西安,再从西安发散为三条次要驿路,一条入川,一条经延安到榆林,最后一条经西安至平凉、兰州、凉州、甘州。
道路的通行能力严重制约着西北经济的发展,所以当务之急也是提升道路通行的能力,文章最后也明确提出,西北地区要赶上江南地区的发展水平,至少在其道路上必须同漕运连成一体,可以依托徐州为中转。徐州以西,经归德至开封府,再到河南府,这样便同西北主要驿路联通;徐州以东,经邳县、新沂至海州。
在邳州与漕运接连,在茶城以南黄河上又有镇口闸与伽河相连,如此便漕陆相连。
邬阑看到此处,突然想起清末民初所修建的两条铁路,一条是南北向的津浦铁路,另一条是东西走向的陇海铁路,其实所经过的地区基本也与自明代修建的驿路相吻合。
想到此,邬阑心里又有了主意,而这个主意,她觉得一定能说服永明帝加快道路建设。不过在说服皇帝之前,她要先找到李硕士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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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日很快过去,
又是新一轮的早朝期开始,其实这两日内,朝廷虽然休朝,但朝廷之外的民间,舆论一直在发酵。《北商报》的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写出对于诣阙百姓的同情,但却是一篇真真正正解决问题的文章,也因此引出了更多理性的声音。
这日早朝,还是邬阑随侍御前,当鸿胪官唱过‘奏事’之后,第一个站出来的居然是邬阑认识的‘熟人’……户科给事中马仕璋。
马仕璋因任六合县令三年考满而擢升为给事中,这是发生在去年的事,他的擢升严格说也有邬阑一半的功劳。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那一手名为自劾,实为劝谏的做法实在高明,让永明帝记住了他。所以,虽然看起来是平调,但却是非常有面子的擢升。
“启禀陛下,臣有本奏,”
鸿胪官引奏……
然后马仕璋便不慌不忙的拿出本章,照着大声诵读起来:
“……初行金花银时,银每两折米四石,自天顺以后,苏、松等府之折米率却屡经变动,每两折米三石八斗、三石四斗、两石六斗、一石九斗……正德四年,又恢复至每两准米四石,嘉靖时又变为每两准米二石……折率一再降低,固然地方府县税收增加,但百姓纳税负担却是成倍增加。”
“然而,官定折价却比市价低太多,若在灾荒之年,此种确实能减轻纳税百姓的负担,但同样也会被人所利用。江南地主宁可收取实物地租再高价卖出,然后以低折价纳税……这也是为何江南土地价格腾贵的原因。”
这可够长的,还从来没见过如此长的提本,原本是诵读清楚即可,可马仕璋不紧不慢念着,而且还抑扬顿挫,颇有一点韵味。但谁要把这真当成文章来欣赏,可就犯了错,凡朝堂之上所涉及国家政事,绝没有半点表演的成分在里面。
马仕璋花了差不多半柱香时间才诵读完,还是有人听了之后皱起了眉头,金花银这事,不是光折银缴纳这么简单……